按理说，律师与法官和检察官同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是构成天平的两端之一，是保障公平正义的控辩审三角关系之一角，彼此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制约，功能互补，致力于维护公平正义、避免冤假错案、实现不枉不纵是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共同的职责和目标。然而，由于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在现实中却往往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这既不利于全面发现案件事实，也不利于提升审判质效，不利于缓解案多人少矛盾。
为此，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子程建议，国家应尽快完善律师民事调查取证法律制度。
高子程说，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5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2016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上述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件，明确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律师执业保障机制，要把律师执业权利切实落实到位，建立健全配套的工作制度和救济机制，充分发挥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我国法律有关律师民事调查取证权的立法滞后，内容不明确，导致律师调查取证权在法律实践中无法实现。”高子程说，一是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目前，仅有两条法律对律师民事调查取证权进行了规定。一是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代理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有权调查收集证据，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二是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第三十五条：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二是律师调查取证权在实践中无法实现。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由于相关法律条文过于原则化，尤其是对如何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和侵犯律师调查权的法律责任，并未作出任何规定，缺失法律规范和救济保障，导致我国律师民事调查取证权在实践中难以落实。
高子程表示，实践中，为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范落实律师调查取证权，各地政府、法院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办法，包括法院向律师出具调查令等具体措施。但由于法律层面的缺失，规章难以突破现有法律框架，再加上各地政策不一，导致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执行各行其是、无法统一。
鉴于以上，为完善律师民事调查取证法律制度，为减轻法院审判负担，为推动司法改革落地生根，为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充分发挥律师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应当进一步明确律师民事调查取证权的法律规范和保障措施。高子程作如下建议：
1. 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后增加：律师持有效执业证件向单位及个人调查收集证据的，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干扰，涉及国家安全的除外。并明确律师调查取证程序的内容和范围，对律师调查取证权进一步细化，使律师执业权利的实现有法可依。
2. 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后增加一款：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的调查申请，应当在申请提出的三日内，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作出决定。申请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时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对复议申请，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赋予调查令与法院调取证据协助文书同等的法律地位，增加调查令异议及救济机制，限制法官开具调查令的自由裁量权。
3. 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修改为：有关单位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法院或持调查令的律师调查取证的。完善相关惩罚机制，对非法干涉、阻挠律师调查取证的有关单位及个人予以惩戒，运用法律强制力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
4. 在《律师法》第四十条“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中增加一款：律师以虚假理由调查取证，或者将调查取得的证据用于涉案之外用途的。规定律师违规调查取证的惩罚制度，增强律师调查取证的公信力。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机关应当在法律规定基础上，对律师民事调查取证制度，包括法院调查令的审查程序、异议制度、法律责任等进一步明确规范，建立健全保障律师民事调查取证权的立法和司法体系，全面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