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埃勒里·奎因、波洛……提到名侦探，我们脑中第一时间涌现的大多是这些形象，然而，这些世界文学史上经典的侦探形象虽然影响力广大，但是，如果提及最能带给我们童年回忆与温情的侦探形象，或许还是那些年我们在电视机前看过的少年包青天、高喊“人命大于天”的提刑官宋慈，以及深入人心的狄仁杰大人等等。
中国的推理小说从历史上的公案小说开始发展，已经具有了与中国文化相通的独特气质，民国时期，通过程小青、刘半农等作家的后续创作以及更多海外推理作品的引入，再到今日悬疑影视剧的推动，中国侦探推理已经成为世界推理格局中颇具重量的一角。
近几年，优秀的中国原创推理小说层出不穷，推理影视、推理游戏等也大受欢迎，这些作品题材广泛、流派各异，在百花齐放的姿态下质量也越来越高，很多作品的质量已不亚于邻国日本这个推理文化大国。
电影《扬名立万》（2021）剧照。
可就在几年之前，作为典型的舶来品，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市场上经历过一段水土不服的过程，作者和市场纷纷在“推理小说本土化”的道路上上下求索。其实，推理小说在国外也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其间流派此起彼伏，审美一再更迭，本格推理——作为最纯正的推理小说流派——从第一次高峰（1920-1950年）到第二次高峰（1987年至今），进化到新本格时代，也是一路坎坷。
而中国读者从认识“新本格推理”，到完成新本格在中国的原创，这个过程不过才十余年。
再往前数，不仅是中国，全世界的本格推理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沉寂的，它们因为不同的国情被演化成各异的主题。当我们从头回顾侦探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出现、接受与流行，会发现，早在晚清民国时期，侦探推理小说就出现了。
世界上第一篇推理小说是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于1841年创作的《莫格街凶案》，坡把这种浪漫气质和科学理性融合的新型故事发生的舞台设置在了法国。坡没有去过法国，对于这个欧洲的国度，美国人坡也是基于事实依据，认为它是现代的，同时放诸想象，它也应该是浪漫的。
毫无疑问，这个策略是成功的，作为文学天才，爱伦·坡敏锐地察觉到推理小说和城市的气质关联度极大。这一点，在某种层面上，甚至比他所开创的五种经典侦探推理小说套路还要影响深远。
城市，为故事限定了时间和空间，比如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就适合出现阿加莎笔下的英伦乡村或绅士云集的富宅疑云，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洛杉矶，就适合出现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暗夜骑士。再比如，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公案小说”。
《包公案》《海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狄公案》……以这些清官破案为主要故事的公案小说，构成了传统中国最早的“名侦探形象”。不过这些故事虽然有破案的主角，也有真相大白的结局、惩恶扬善的主题，但破案的手法大多依靠“冤魂托梦”，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诸如通过“手上沾油来确认罪犯”这样的刑侦手段，不过占比并不大，小说主题还是针对当时的受众对于侠义精神的憧憬，以及普世情感的满足。
中国的传统公案小说和西方的侦探推理小说有着极其相似的外壳，但核心相去甚远，无法自动演化成中国的推理小说。
西方的侦探小说真正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汹涌而来，中国被迫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认为中国人民智未开，需以思想文化救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文化之新风，自然要看向当时流行的西方文学。
彼时，正值西方推理小说的第一次短篇黄金时代，以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为首的一系列短篇推理小说正在西方世界盛行，中国的文人学者自然也没有忽视这股小说潮流。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梁启超《实务报》首次刊登了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翻译。译者张坤德曾担任过朝鲜的领事和翻译，这篇译名为《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的短篇小说即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的名篇《海军协定》。
光绪二十二年，梁启超《实务报》首次刊登了福尔摩斯探案故事。
在当时的翻译中，整个故事依然由文言文撰写，夏洛克·福尔摩斯被译作歇洛克·呵尔唔斯，而他的好朋友华生医生，则被译为滑震。
这种与传统公案故事、章回体小说完全不同的小说类型几乎瞬间随着《时务报》流传开来，逻辑破案之奥妙犹如魔术，福尔摩斯和华生所经历的种种奇案也首次向中国普通读者展现了别开生面的异国风情。
随后的时间里，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陆续由张坤德先生翻译刊登在了《时务报》上，一时间，民间掀起了一股阅读侦探小说的风潮，同时，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潮流也席卷开来。
现代文艺理论家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写道：“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以上。”
短时间内如此大量的翻译、尤其是推理小说的翻译，在通俗小说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亦难有来者，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一批文学家、翻译家，如林纾、周作人、吴趼人等都在进行侦探小说翻译工作， 另一方面，这些短篇推理小说的引进正和世界推理史中第一次黄金时代“短篇推理黄金时代”时间点几乎完全吻合，不仅是中国读者，西方的读者也同步见证推理小说的魅力。
优秀的作品，加上优秀的翻译，恰好促成了推理小说在中国的第一次高潮，而且从引进翻译到形成潮流，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
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方，这么多优秀的推理作品中，“福尔摩斯系列”无疑是最闪耀的明星，1916年5月，严独鹤、程小青、陈小蝶、天虚我生、刘半侬、周瘦鹃、陈霆锐、天侔、常觉、渔火等十余位大师用浅文言文翻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上海中华书局刊，12册）。全书收录福尔摩斯探案44篇，其中包括了4部长篇，几乎已经囊括福尔摩斯全系列。并且这个翻译出版的进度和柯南·道尔的写作进度是相当的，要知道，当时柯南·道尔自己都还没有写出《恐怖谷》和《新探案》中的故事。
1925年，大东书局出版《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及时更新了柯南·道尔最新的九篇小说，1927年，程小青等又应世界书局之邀，把中华书局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全部用白话文重译，并重新配上标点、插图，形成十三册共计54篇当时最全的福尔摩斯集。
值得一提的是，由清末小说家刘鹗创作的小说《老残游记》第十八回《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中，有这样一句对话：“你想，这种奇案，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
现在看来，《老残游记》中出现“福尔摩斯”简直有点次元壁破裂，但当我们知道西方侦探小说在当时已经是十分流行，并且“福尔摩斯”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侦探代名词后，就并不意外了。
从1896年中国人初识福尔摩斯，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侦探小说就通过译介的方式，在中国萌芽，并且产生了第一次翻译高峰。这十几年内，除了柯南·道尔外，还有各色各样侦探作家带着风格迥异的侦探小说被引进，其中包括以奥希兹女男爵为代表的“安乐椅神探”、以奥斯汀·弗里曼为代表的“倒叙推理”、以莫里斯·勒布朗为代表的“侠盗推理”。
电影《扬名立万》（2021）剧照。
其中，莫里斯·勒布朗笔下的侠盗侦探亚森·罗平也掀起了热潮。西方的侦探形象代表的是理性、科学、逻辑，而中国内自古以来更加青睐的文学形象其实是感性的侠客，亚森·罗平恰好符合这一审美。
1912年，《小说时报》第15期刊登了杨一心翻译的《福尔摩斯之劲敌》，此后，徐卓呆、周瘦鹃、屏周等人大量翻译亚森·罗平系列小说。等到1925年，大东书局出版《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的同时，也出版了周瘦鹃、孙了红等人翻译的《亚森·罗平案全集》，当时各种侦探推理小说的翻译皆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有“全集”这一尊享待遇的，除了福尔摩斯之外，就只有亚森·罗平了。
原创：黄金时代
翻译的作品多了，当然就会出现原创。无独有偶，和福尔摩斯、亚森·罗平双雄对峙局面一样，当时的原创推理小说，最具影响力的也是模仿这两者风格的作品。
模仿福尔摩斯风格的作者是程小青，他是《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的译者之一；模仿亚森·罗平风格的作者叫孙了红，他是《亚森·罗平案全集》的译者之一。
程小青，原名程青心，1893年出生于上海南市区的贫民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时务报》上看到了福尔摩斯的故事，从此便迷上了侦探推理小说。1911年，上海《新闻报》副刊举办小说征文大赛，程小青的处女作《灯光人影》便是在这个正文比赛上脱颖而出，一经面世就受到了读者广泛的好评。
《灯光人影》同时也是程小青笔下最著名的侦探角色霍桑的登场作，著名出版人范烟桥评价程小青的小说“模仿了柯南·道尔的写法”，又塑造了“中国的福尔摩斯”，这一评价极为精准地道出了程小青作品的核心风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