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专栏中，我们无数次提及“黄金时代”这个词，不管是大胆创新的新本格作品，还是各种流派的“宗师”级别作家，或多或少都从“黄金时代”汲取了养分。
它是推理小说长篇时代的第一个高峰，也是迄今为止都无法逾越的灿烂时期，“名作天天有，神探遍地走”不是夸张修辞，而是客观事实。
如今，“黄金时代”已经离开我们七十多年，按照推理小说审美变化周期（30年为一个周期），又已经历了“两代人”，现代读者和推理作家在回望黄金时代时似乎总是满怀憧憬，《东方快车谋杀案》《x的悲剧》《三口棺材》等等诞生于黄金时代的名作已经成为不可逾越的里程碑，推理迷无限向往、怀念那个看起来单纯美好的年代。
诚然，没有黄金时代，就没有今天的推理小说。可当我们以现代的视角重新审视黄金时代的诞生和没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一体两面现象。它的辉煌，也许源自荒唐。
从杂志变成书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短篇推理的“黄金时代”已持续了三十多年，以《福尔摩斯探案》为首的各色短篇推理小说被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成为崭新的风潮，不少已经成名的短篇小说家也开始转向推理小说创作。
一方面，读者对于这种犯罪题材的小故事兴趣浓厚，杂志也乐于支付更高额的稿费，另一方面，由于推理小说这一新式文学类型尚未成熟，相对蛮荒的创作领域能给作家带来更多新鲜感和刺激。更何况，对这些原本就很优秀的作家来说，“廉价杂志”上刊登的“廉价故事”并不用追求高深文笔和深刻主题，用来赚稿费自然是再合适不过。
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改变，长篇小说的读者基础骤然升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女性地位的提升。战争期间，妇女主张解放，而新的家庭结构和社会分工也让女性获得了更多权力和主张，这一点在欧洲尤其明显。女性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她们渴望通过阅读来强化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而流动图书馆的出现也让阅读变得更加便利。
那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名为“两便士图书馆”的新东西，只需花两便士，就能借阅一本书一整个礼拜，据统计，男性读者、尤其是工人阶级最喜欢借阅惊险小说和西部小说，而其他的书籍借阅者大部分为女性，这其中就包括了爱情小说和侦探小说。
所以，在一战之后，出现了很多女性侦探作家，她们面向的读者也更愿意偏向女性读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还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现在不管男女老幼，都会被《罗杰疑案》《无人生还》这些经典作品所折服，但是别忘了，在阿加莎的作品中，有许多大女主式的浪漫冒险小说，并且她坚持在侦探小说中融入爱情元素，亦可视作对女性读者的一种投其所好。
《罗杰疑案》（2000）剧照。
“黄金时代”的开端，就是一个荒唐的乌龙
但是在一开始，短篇推理如何变成长篇推理是一个难题，因为在大多数作家看来，如果一个案子几千字就能说清楚，那么没有必要把它写成十几万字。
之前不是没有过长篇推理小说，但是不管是加斯顿·勒鲁的《黄色房间的秘密》，还是冉威尔的《弓区之谜》，写成短篇推理无疑会更加优秀。即便“密室之王”约翰·迪克森·卡尔盛赞《黄色房间的秘密》，但现代读者应该可以客观地看到，书中利用梦游、巧合等一系列“不公平元素”所引发的不可能犯罪，实质上是不符合黄金时代推理小说守则的。
面对受众对象、读者口味、阅读环境等多方面的变化，短篇推理小说的创作已经不复往日热闹，很多作家开始转向其他领域。可读者依然翘首以盼，在他们看来，拥有优秀诡计和娱乐性的长篇推理一定是能被写出来的，并且有天然的样本。这个样本就是1913年的《特伦特最后一案》。
《特伦特最后一案》，[英] 本特利著，柴建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作者E·C·本特利是一名资深记者，曾作为主笔在《每日电讯报》服务了二十多年，他和《布朗神父探案集》的作者G·K·切斯特顿是多年老友。本特利本人的行文风格轻松幽默，曾发明“克莱里休体”的四行短诗体，在短篇推理小说如火如荼的年代，他就意识到这其中的潜在问题，他不止一次公开指责切斯特顿：“你那个布朗神父简直是胡扯，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样的案件，也不可能用推理来解决。”
对此质疑，切斯特顿自然没有放在心上，只认为是本特利出于嫉妒而有的抱怨。
可本特利却真的开始研究如何“创作出一本新类型的侦探小说”。
1913年，《特伦特最后一案》正式出版，主人公特伦特作为记者参与了一桩凶杀案的报道，在采访过程中，他搜集线索、询问目击者，经过一些和名侦探一样的波折之后，最终得出逻辑严密又完整详实的解答。可是，这本书的最后真相却是，当特伦特说出自己的推理之后，被凶手无情嘲讽，原来，他的所有推理看起来严丝合缝，却都是错误的。
本质上，本特利想写的不是侦探小说，而是批评侦探小说，但乌龙的是，“侦探的失败”给了读者全然不同的阅读体验，出版后，《特伦特最后一案》瞬间成为畅销书，而且它的篇幅有20万字，是名副其实的长篇推理小说。
当我们知道背后的故事后，我们会发现，作为长篇推理小说黄金时代的敲门砖，《特伦特最后一案》是一本非常耐人寻味的作品。推理作家切斯特顿输了，但推理小说，却赢了。
《特伦特最后一案》（1952）电影海报。
开端：1920
1913年之后，几乎整个欧洲都变成了战场，尤其是在漩涡中心的英国，男性纷纷出发至前线战场，女性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推理小说的发展，在一战期间看起来陷入停滞，但其实已经在为日后的爆发埋下伏笔。比如一位英国中产阶级的年轻女性做了战地护士，这段经历中习得的药学知识将在她之后的作家职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30%的适婚男性死于前线，由于性别比例失衡而导致终身未嫁的女性，在痛苦一段时间后也将和生活和解，她们会逐渐发现，家庭不是一定要有男性。
值得一提的是，马普尔小姐这一经典形象，也是当时英国诸多终身未婚女性的真实案例，单身的她们同样可以过得精彩。
战争结束后，人们有意不去谈论过去这几年，战争的阴影当然不会消散，但人们假装视而不见。现实生活的无常也已经经历，人们开始追逐虚构的美好，这其中，推理小说作为一种纯虚构的小说类型，在一战之后迎来高峰也就顺理成章了。
1919年，战争结束。1920年，长篇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叩开黄金时代大门的有两本书。一本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这本在战争期间就写就的作品，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出版商的重视，它曾被拒绝多次，甚至有出版商没看一个字就将稿件退回。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阿加莎·克里斯蒂著，郑卫明译，2019年10月。
战后，阿加莎和当时的丈夫阿奇·克里斯蒂终于团聚，在纽约过着朴素的二人世界，已经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这本书抛到了九霄云外。有一天，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寄来了一封信，请阿加莎过去聊一聊。阿加莎想：“他们叫我过去，总不会是跟我说拒稿吧。”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了，几乎从《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开始，阿加莎就成为了推理小说届不容忽视的一个名字，并且影响力与日俱增。
1920年的另一本书是克劳夫兹的《桶子》，克劳夫兹自幼就擅长理科，十七岁时，他便在一家铁道公司当见习设计师，不久后，成为了一名铁道工程师。1919年，克劳夫兹因病住院，养病期间为了打发时间，他用铅笔在草稿纸上创作了《桶子》。故事讲述了一只装着雕像的木桶被人掉包，里面装进了金币和一只女人的手，警察展开调查，最终破解了这一谜案。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和《桶子》两部作品看上去截然不同，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它们本质上有诸多统一性。
比如，两本书都是作者的处女作，他们自幼喜欢思考和阅读，也深受短篇推理小说的启蒙，在战争期间空出了大量时间（阿加莎是药房空闲、克劳夫兹是因伤养病），才出于兴趣从事创作。出于兴趣的创作，这是推理小说最重要的特质之一，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再比如，两本书都有明显的核心谜团，一个是不可能毒杀，一个是不在场证明，且两本书最终都是依靠逻辑和实证来锁定凶手。这也给了黄金时代推理小说提供了创作的范本。
《桶子》初版书封。
有很多评论者会把两本书区分为《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是心证推理，《桶子》是实证推理，笔者是不赞同这种分类的。很显然，在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中，阿加莎尚未引入她日后用过多次的心证推理，对于线索的搜集依然沿用了福尔摩斯式的趴在地上+放大镜。而《桶子》也只是看起来比较实症，其本质依然是理想主义式的推理，经不得推敲，克劳夫兹本人对苏格兰场一无所知，也不了解警方的办案程序，他认为，只要了解列车时刻表就可以破案。
现在的读者完全没有必要去尬吹黄金时代的作品有多么严谨，恰恰相反，黄金时代的特征正如这两本小说所展示的那样，是浪漫的，不是严谨的，是幻想的，不是真实的。因为推理小说黄金时代，本身就是为了对抗虚无的战后现实而出现。
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童话
由此，我们可以如此总结黄金时代推理作品的特征。这些推理作品往往会搭建一个虚构的舞台，如乡村别墅、列车游艇、无人之岛，所有出场人物都彬彬有礼、遵守规则，作品中唯一的变量在于谜面和诡计，作家们只需在这方面精益求精即可，除此之外的一切，是可以忽略并且套用模板的。
这是黄金时代作者和读者之间独有的默契，作品中被忽略的部分不仅有主人公侦探的个人情感，还有周遭现实中正发生的一切，英国的失业人口在那段时间上升至三百万，并保持了十年，作为黄金时代推理文学的重镇，当时的英国作家笔下还是一片岁月静好的乡村和宅邸，不曾出现1926年的大罢工，也不存在工党，小说中对穷人的同情并不是针对失业者，而是阶级上的贫穷，在黄金时代的推理小说中，没有阴谋家，没有煽动者，与其说黄金时代作家们写的是推理小说，不如说他们写的是童话。
在这些童话中，只有人被谋杀，没有人受伤害。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1990）剧照。
这在今天的读者眼中是荒唐的，黄金时代的辉煌背后，是一种自读者到作者几乎全员的“虚情假意”。可我们也不得不提醒自己注意，在社会派当道的时候，作者需要挖掘社会阴暗面和不公，但对黄金时代——刚刚经历过一战的人们来说，痛苦不需要挖掘，需要挖掘的，反而是快乐。
所以，为什么说黄金时代是辉煌，也是荒唐，是因为这份读者和作者之间的默契，已经无法复刻，也不想再复刻了。在那个时期，推理小说是所有读者的乌托邦，在那个乌托邦里，世界依然是大战前的样貌，所有的罪恶都将得到惩罚，读者要做的不是获得，而是遗忘。
梦醒时分
1928年，两份关于推理小说创作的“守则”不约而同出现了。其一是罗纳德·诺克斯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推理十诫”，其二是S·S·范达因编写的“推理小说二十守则”，这两份所谓的“规则”自然有太多不合理之处，即便是当时的作者，也鲜有人遵循。
但规则的出现，表面上是长篇推理小说发展到一定地步之后随之而来的必要产物，更不为人知的原因则是人们对于“规则”本身的渴望。好不容易有了推理小说这个乌托邦，人们不想再节外生枝，突然出现某种不可抗力，来打破这份共同托举出来的平静。
1928年，另外一件大事是安东尼·伯克莱牵头成立了英国侦探作家俱乐部，成员包括多萝西·塞耶斯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在《“谋杀”的黄金时代》一书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那些推理作家现实生活也并不愉快，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阿加莎两年前爆发的婚姻危机，俱乐部的成立给了这群人一个现实中的乌托邦，在这里，他们每月相聚，探讨推理小说的创作，暂时避开现实生活的不堪。
《“谋杀”的黄金时代》，[英]马丁·爱德华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
侦探小说是避世文学——黄金时代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然而，“避世”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它一定是有期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摧毁了这份“自欺欺人”，黄金时代的童话也随着又一次战争的来临而瓦解，之后，推理小说演变成了美国的硬汉派、日本的社会派，关于“黄金时代”这一份美好期待的“集体幻想”，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早在1930年，英国侦探俱乐部的发起人安东尼·伯克莱就预言到了这一点，在这黄金时代正蓬勃的一年，伯克莱发表了《第二次枪声》，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本相当无聊的推理小说，但在序言中，他写道：
我个人相信，简单纯粹的犯罪解谜、完全仰赖情节设计而不擅长角色塑造、行文风格、甚至是幽默感的小说时日，已经落在审判者的手中。侦探小说已经进入一个阶段，未来的侦探或犯罪小说，吸引读者兴趣的，心理层面将超过数学层面。
伯克莱非常精准地把“推理”和“小说”两个关键词解构成了“数学”和“心理”，次年，也就是1931年，他就化名法兰西斯·艾尔斯，践行了自己判断，写出了心理层面的推理小说《杀意》。
《杀意》书封。
回过头看，《杀意》甚至可算是倒叙推理的先驱，不过在那个时候，这本书虽然也大受欢迎，但并没有人把这本书和伯克莱结合到一起，人们仍然陶醉在黄金时代这个荒唐又绚烂的梦境当中。
黄金时代是一场梦，一场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特殊人群共同编织的美丽梦境，它把推理小说的“避世”情结推向极致，也给了当时人们一个喘息的出口，更重要的是，它实实在在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名家名作，甚至可以说，推理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发展，真正意义上是自“黄金时代”开始的。
可无论是黄金时代的辉煌，还是荒唐，都是现在的推理小说从业者无法复刻的，哪怕连想象都很难。
与其回望黄金时代，模仿黄金时代的作品风格，不如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需要推理小说提供什么样的梦境？
硬汉派、社会派、新本格派……无一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