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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给张学良的“16字密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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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私人侦探报道：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曾托人给远在台湾幽禁的张学良捎去一封16字密信，全文是：“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有关周恩来给张学良的这封密信最早披露于1990年，多年过去了，密信的知情人或年事已高、或已作古、或三缄其口，围绕这封密信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世纪60年代海峡两岸正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这16字密信究竟是通过什么人，以何种方式传递到张学良手中的呢？
秘密一：关于密信传递的时间
关于密信的传递时间，历来说法不一，计有1960年说、1961年说、1962年说等不同的说法，就是1961年说又有1961年春和年底两种说法。
最早向外界公开这封密信的是曾在周恩来身边长期工作的童小鹏，据他回忆：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张学思以及与张学良有过交往的东北籍人士。席间，大家很自然地谈起了张学良在台湾的近况。张学思激动地向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留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回到寓所，心情难以平静的周恩来写下了16字短信……
但是，罗青长在2004年4月2日《人民日报》撰写的《情深意重割舍不断———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意》一文中，写道：
1960年，周恩来总理得知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要到香港探亲，便在西花厅宴请张学铭夫妇。当时我在陪。席间，周总理谈到对张学良的牵挂，他手书了几句话托张学铭夫妇设法转达给张将军……
罗青长长期从事对台工作，了解许多对台工作的内幕，他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他在文中特别提到的“当时我在陪”，更是令人毋庸置疑。
那么，传递密信的时间到底是哪一年呢？我们在中共中央文献档案中找到了直接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时间证明，这份档案全文如下：
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这份档案的准确时间为1961年5月31日。从这份档案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它应该出自周恩来之口，而且是总理在得到密信已转交到张学良手中的信息反馈后，向中央做的汇报。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受总理委托完成这一使命的人，一定会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总理，同样，总理也会将事情的经过及时向中央汇报。由此来看，密信一定是在1961年5月通过安全渠道转到张学良手中的。
秘密二：谁是密信真正的传递人
谁是密信的传递人？此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密信是由郭增恺夫人传递的。此说大多依据童小鹏的回忆：
1961年12月12日晚，心情难以平静的周恩来写下了16字短信，决定通过特殊渠道转交远在台湾的张学良，信写好后，周恩来几经思考，终于找到了理想的送信人选———郭增恺夫人。此后，郭增恺夫人不负众望将总理的密信安全送到张学良的手中。
童小鹏此语一出，立即被史学家接纳。因为郭氏夫妇与周恩来及张学良夫妇皆有着很深的交情。郭增恺原为杨虎城17路军参议。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子文将当时关押在南京的郭增恺保了出来。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西安救蒋时，郭作为宋子文的随员一同到达西安，协助宋子文做调解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很多工作，郭增恺由此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当时其夫人在香港居住，不仅能自由出入台湾，而且与张学良夫妇也有交情。郭增恺夫人作为双方均信赖的朋友，完成这一使命自在情理之中。
但事实却与此说相去甚远，童小鹏的回忆至少有两点错误：时间和密信的传递人。关于时间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考证，而在前面我们提到的1961年5月31日的那份中央档案也明确提到“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根本未见郭增恺夫人参与此事的任何依据，这是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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