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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偏离社会监督初心 恶意“碰瓷”是否应纳入刑事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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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也称职业索偿或职业碰瓷，指以获利为目的，故意大量购买过期或有漏洞问题的商品，依据相关法律惩罚条例，直接向经营者索赔或向执法部门举报或投诉、诉讼等获取赔偿的行为。近年来，职业打假案例呈爆发型增长势态。今年深圳曾一举捣毁“职业打假”6人团伙，为职业打假亮出红牌警告。长期以来，职业打假案例屡禁不止，其刑事责任的边界众说纷纭。日前，由华东政法大学律师学院主办的“职业打假人刑事边界问题”主题研讨会在华政召开。来自政府、企业、高校的众多法学专家齐聚一堂，对职业打假人刑事责任边界问题展开探讨，并结合具体定罪案例，为司法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助力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
背离初心，异化生长
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罗培新介绍，2014年上海市工商系统的“12315投诉专线”共接收867起职业打假诉求案例，仅占总量的1.9%；然而，2018上半年，此类案例已达到61939起，超过同期总量的30%，数目惊人。他认为，职业打假行为已偏离社会监督的初心，将维权异化为恐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由于打假人对法律条例极为熟悉，通常一次性大量购买商品，威胁商家，索取高额赔偿。此外，他们擅于抓住执法过程中的瑕疵，要求执法部门向商家施压来牟取利益，滋扰行政执法。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苏敏华博士结合她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0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表示，职业打假在动机上具有很强的逐利性，其打假的初衷不为公共利益，而是追逐高额赔偿和举报奖励，违背诚信原则；在对象选择上专挑与质量关联不大的非实质性瑕疵商品“下手”；运作上呈团队化、规模化、专业化趋势，团队内部分工明确，分头踩点，集体行动。她指出，职业打假会破坏营销环境，恶意消费公共权力，严重浪费有限司法资源。
商家无奈，被动挨打
“企业合法维权难点重重，遇到职业打假大多无奈选择拿钱消灾，少数企业态度强硬，但救济渠道太少。”阿里巴巴集团法务总监必由说道。曾有职业打假人在某企业购买标签有瑕疵的商品进行诉讼，在案件审理时，虽然他们掌握大量证明此人为职业打假人的证据，但是很难向审判机构去证实此次行为是职业购买。职业打假人以举报威胁为由，向企业索要“顾问费”，获取顾问费后并未提供实际的顾问服务，一旦支付停止，他们便对企业施加行政压力。这些人通常以团伙形式开展有预谋、有组织的大量购买行为，有专门的买手、举报手，有储存商品的仓库，甚至有专门研究所有食品质量标准的专家，操作流程娴熟。必由表示，企业法务部门能力、资源配置有限，要兼顾商品把控、商业活动风险把关等众多事宜，疲于应对打假人的频频举报。“若企业态度强硬，职业打假人会恶意报复，长期骚扰企业，我们希望可以将此举纳入刑事考量范畴。”
综合治理，入刑慎重
传统意义上，消费者常处于较弱势的一方，当维权问题出现时，消费者很难与商家对抗。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督促企业提高产品质量。与会专家认为，职业打假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执法机关及时发现“假”商品，维护市场秩序，对于这种利弊兼备的行为，不应该“一杆子打死”，综合治理方显成效。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张绍谦教授表示，职业打假要究其根源，探其类型，对应不同类型、层次实施民事、行政、刑事、经济等处理办法，对症下药。他认为刑事的“假”重在产品质量，指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以不合格充合格等，标签、标注等瑕疵不应归属于刑事的“假”。倘若打假将“假”的概念泛化，只要商品内容或形式不符法律规定就一并纳入“假”的范畴，是不合理的。同时，他指出，具有“目的非法、手段非法、后果非法”特征的打假行为可归为刑事问题，如夹带问题商品进入商超、购买同类商品恶意掉包，甚至无法律依据向企业索取“保护费”等，都是犯罪行为。
与会专家指出，政府行政监督仍需严抓严控，消灭假冒伪劣商品生存的土壤。华东政法大学杨兴培教授提醒，“消费者享有自由出入商超购买商品的权利，无论是否为‘买假’，企业都要为此承担责任。”
此外，推进司法改革、增强司法能力同样重要。会议主持人、律师学院党总支书王永杰教授认为，可以探索适用新的《人民陪审员法》中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关于人民陪审员对于事实认定的新规定，适当减轻法官认定事实的压力，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生活经验和道德良知对事实认定的积极作用，将有关案件交给由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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