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说的第一本质在于，它是最初且唯一可以表现城市诗歌气质的大众文学。”首开犯罪心理学推理模式先河的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如是说。除了100部最佳推理小说排行榜，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又称“美国侦探作家协会”）同时票选出了“最适合谋杀的城市”，伦敦、纽约、洛杉矶毫无悬念地榜上有名。即便创作发端于想象，只有实质存在的地理空间滋生出罪恶，才能配置足够出色的驻市侦探。城市与侦探间的纽带其来有自。
通过一桩张扬的巴黎密室凶杀案，爱伦·坡赤手空拳打拼出侦探小说世界的雏形：母女财物未失却在密室离奇死亡，天才侦探与傻瓜助手相互扶持间抽丝剥茧、追根溯源。1841年的巴黎，已被公认为世界时尚之都，刑侦组织却在彼时的公共设施建制中短暂缺席，即便是日后久负盛名的苏格兰场，如今的伦敦都市警部，也还未曾专设侦探室。因此爱伦·坡将这种小说统称为推断式（reductional）而非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但与之前只注重和罪犯肉搏的探案小说相比，《莫格街谋杀案》实现了动作大片到智力游戏的飞跃，成为现代文学作品中第一部当之无愧的上海私人侦探小说。
爱伦·坡生活在美国费城，一生创作的五个侦探故事中却有三篇，选择发生在巴黎。与市民私人居室作为案发现场不同，《玛丽·罗热疑案》将犯罪空间延伸至街道和郊外，在追逐烟草女郎玛丽·罗热失踪案的同时呈现出巴黎喧嚣杂乱的地理特征。作为《莫格街谋杀案》的续篇，男主角这次仅凭手中报纸就大白真相，又为推理类型小说贡献了一个“安乐椅神探”的形象。等到最后一部《失窃的信》，罪犯和作案手法昭然若揭，证物却一路隐藏，与其将这场争夺描绘成游击战，不如将之称为心理战。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再到心理盲区，爱伦·坡信手切换，优游自如。如果我们不曾留意他对侦探小说发生环境的思考，便无法领会他对巴黎浮华背后人口膨胀、犯罪率升高、贫富差距加大、人情冷漠和精神世界萎靡等社会现实的洞察力：“实际上我打心眼儿厌倦了这种生活，也大体上厌倦了19世纪。我确信这世道处处在出毛病。”（爱伦·坡《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
伦敦
虽然时隔46年之后，城市的冒险之旅才从伦敦贝克街221B重新启程，日不落帝国亦在成为“世界工厂”后拥抱“黄金时代”。帝国培养出一批有钱又有闲的中产阶级，他们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流行趣味消遣的城市阅读，受其追捧的推理小说一度被戏称为“教授的文学”。瘦高个、鹰钩鼻，搭配猎鹿帽、大斗篷和高烟斗，智商超人、情商负数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驰骋进万千少女的心口。
1887年，《血字的研究》正式发表，贝克街221B首次出镜，在系列故事中成为见证城市生活失序与混乱的标志：“我很容易就被吸引进伦敦这个大污水坑里去，大英帝国所有的游民懒汉不可避免地汇集到这里来。”从二楼的窗户望出去，福尔摩斯看到的是灰暗而萧条的伦敦街道，形形色色的案件委托人站在楼下，随时准备按响门铃。不过，柯南·道尔设计的故事结构其实简单，刑侦中交织运用的基本演绎法和化学、物理手段却让人目不暇接，直接印证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对于科学和工业的依赖迷恋。犯罪与文明在近代城市中如影随形，坏时代与好时代相互冲撞，奔向各自的天堂与地狱。难怪有人会认为，全世界的人需要回忆“黄金时代”的福尔摩斯，如同中国人需要向往盛唐，这种情感无法复制。
洛杉矶
用文字智力游戏包装母题，追求逻辑上的浪漫主义，古典侦探推理小说的秩序在1914年之前和外部世界相当一致，并于两次世界大战后日暮途穷。侦探小说在美国诞生，同样在美国被颠覆。“反传统侦探小说”肇始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管窥世情与人性见长，其中以30年代末雷蒙德·钱德勒为代表的“硬汉派”最为出众。一个优雅有礼的酒鬼和一个落魄消沉的私家侦探邂逅，会建立怎样一种诚挚而悲伤的友谊？

《漫长的告别》是雷蒙德·钱德勒第六部长篇，也是最重要的一本，小说毫不掩饰对洛杉矶遗失美好的种种怀念。“比夜晚还要黑暗”的洛杉矶常常让侦探菲利普·马洛只想宿醉，因为明天和意外，总是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侦探的生态同时面临转型，马洛不仅要对付凶手，还要对付警方，争取自己在破案过程中的合法地位尤为迫切。孤身犯险的“硬汉”之称，根植于此。
纽约
劳伦斯·布洛克于70年代继承了“硬汉派”的衣钵。虽然阿加莎·克里斯蒂断言“把侦探小说的场景设定在纽约是很荒谬的。纽约本身就是一部侦探小说。”布洛克挥霍了美国人的任性：每一部小说的背景必是纽约。侦探马修·斯卡德酗酒、乱睡、爱单挑，还必须面对：每时每刻都有人在以奇怪的方式死去。“无人愿意为我一掷千金。无人愿意与我共结连理。无人愿意救我一命。我已倦于微笑。我已疲于奔命。美好时光已成过去。”《八百万种死法》怕是最文艺的推理小说，一个酒鬼侦探戒酒的二十几天成就一部纽约城的浮世绘：无论人世间是否有八百万种死法，大部分人都死于心碎。
东京、大阪
侦探小说是欧美词汇，推理小说是日本叫法。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着手侵略扩张，日本沦陷20世纪初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漩涡，但还完全不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文字改革废除“侦”字，“本格派”作家江户川乱步与木木高太郎旋即提议将“侦探小说”改为“推理小说”，向古典推理致敬。伴随“菊与刀”沦落成大和民族的集体春梦，贫穷沉淀为日式推理中避之不及的暗黑底色。急速扩张的物质空间形态最容易遭遇罪恶和魔鬼的较量，东京和大阪成为日本推理小说的策源地。当“社会派推理小说之父”松本清张在45岁获得日本纯文学芥川龙之介奖之时，人们才知道，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曾经为糊口挣扎在底层：扫大街、卖烧饼、在印刷厂打杂等等。阅读绝不是精神成长的唯一土壤，阅历才是。“与其追求文章的华丽，毋宁写出真实的文字。”松本清张的《黑色笔记》（又名《酒吧世界》）将同情和悲悯施予被侮辱和损害的庶民。元子白天是小小分行里缚手缚脚的银行职员，夜晚摇身为银座风情万种的酒吧老板娘，一本装满政教黑幕的黑色皮革笔记本，担保得了她一时，又能否罩得了她一世？松本清张心知肚明，即使他甘愿化为一把利刃，若连庶民也成为黑暗的一部分，谁也无法获得救赎。
由于太过真实，松本清张的书常年“畅销”却不见得等于“受欢迎”。而这两点，东野圭吾都做到了。虽然他认为前者对自己的创作生涯影响最为深刻，但他毕竟属于城市步入定型的80年代，无法表达相同的严肃和愤怒。“人想受骗的潜意识才是推理受欢迎的原因”，“人性的阴暗面让读者喜欢窥探犯罪的过程”。基于这样的创作认知，东野圭吾的小说倾心生命渐逝的唯美，恶之花生生从节制冷静的缜密和纠缠中破土而出，动机永远比结果更可怕。“只希望能手牵手在太阳下散步”——并非恶有恶报的绝望故事《白夜行》，销量惊人。大阪城的少男少女本有一场心动的邂逅，可是弑父杀母的罪恶让他们告别长大，她从不以真心示人，他至今仍在黑暗的通风管中徘徊。在这部与现代生活空间高度相似的黑暗系纯爱剧中，东野圭吾吝啬到拒绝留下任何男女主角相处的直接描述，沿着桐原亮司和高宫雪穗14年的成长轨迹，却依然精准地呈现出房地产泡沫破灭时代到信息时代新老城市肌理病态的后遗症。
斯德哥尔摩、奥斯陆、雷克雅未克
北欧有条不紊的城市秩序、优厚宽容的社会福利，使得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和雷克雅未克再怎么揣摩，都不像会是存在犯罪地图的城市。近十年来，北欧侦探推理小说对世界读者秘密形成合围之势，也许正得益于这样的误解，才可以调制出独有的北欧味道：勇于在谜般生活中洇泳，而非仅仅解开谜团。“我们把创作犯罪小说当作解剖刀，一刀一刀划开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假象和弊病。”作为记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针对瑞典国家福利危机频出的现实，马伊·舍瓦尔和佩尔·瓦勒夫妇有意参照人心世情，以每年一部的频率，于1965年到1975年间合著了十卷马丁·贝克探案集，瑞典侦探小说从此跻身国际市场。
探长马丁·贝克在《大笑的警察》中遭遇最大的职业危机，年轻警察在一桩集体谋杀案中莫名殉职，牵扯出久悬未决疑案的同时制造了新的难题。马丁·贝克和同事们在斯德哥尔摩往来奔波，似乎有些交集，又似乎各自为战。这是罕见地着力警察群像而非个人英雄主义的侦探小说，没有击节叹赏，也没有幡然领悟。你也许还会被书中长得虚脱的人名、路名、建筑名和汽车品牌名时时绕晕，真实在这里，比推理更重要。
所以当你翻开挪威“怪杰”尤·奈斯博的《雪人》，不难发现一张“奥斯陆市中心”地图，上面明确标记了“法医学研究所”、“伍立弗医院”和“警察总署”。奥斯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古老的都城，挪威首都，苍山和绿园、奶牛和乡村，这里只是北欧南端安详平和的田园。尤·奈斯博从无垠丛林里走来，执意摧毁这种认知：家庭主妇在风雪天与胸口一片空白的怪人幽会，窗外的雪人面目狰狞， “初雪即将降临，届时他将再现。冰雪融化之时，他将带走另一人。你自应问：谁堆了雪人？谁会堆雪人？”一封署名“雪人”的匿名信让警探哈利·霍勒几欲疯狂，甚至豁出自己。广袤的地理环境埋伏下一张疏朗人际关系网，自由等同于疏远，隐私意味着共犯，比起寻找真凶，他们更担忧何时会被秘密吞噬。
冰岛同属北欧，但非严格意义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阿诺德·英德里达松却是唯一蝉联北欧犯罪推理小说最高奖——玻璃钥匙奖的作家。《沉默的墓地》同时斩获英国犯罪推理小说最高奖——金匕首奖之后，他自我调侃道：“（由于首都雷克雅未克甚或冰岛的安宁）有些人甚至怀疑我没什么好写的，他们不明白的是，犯罪小说包罗的不仅仅是罪行”，“对家庭生活的研究应置于所有问题之上”。很少有本悬疑小说会在冰岛人尽皆知，一方面集合了好莱坞的畅销元素，一方面渗透出民众熟稔的社会历史。书中雷克雅未克警探埃伦泽·斯万松在冰岛语中名叫Erlendur，意为“外国人”。二战时的美英大兵在冰岛留下数量庞大的私生子，他们被称为“战争的孩子”，童年的隐秘伤痛久而久之成为墙上一抹蚊子血。因为一具无意发现的尸骨，辛酸往事在埃伦泽心头轮回播放，猝不及防，却也似浅吟低唱北欧人的创作信仰：家庭责任与社会道德，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