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孝全是美国传教士，因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而著名。
罗孝全1802年生于美国，1833年成为牧师，1835年组成“罗孝全基金与中国传教会”。英国占领香港后，罗孝全作为第一个外国传教士来港建造教堂，并于1846年在广州南关东石角租地，建造一座礼拜堂。
1847年3月，洪秀全和族弟洪仁一起，从家乡前来广州罗孝全处学道。他们参加圣经班学习，记忆和背诵圣经，每天听课两小时。在这里，洪秀全第一次读到新旧约全本。3个月后，洪秀全携带全部或部分《圣经》去广西宣传他的革命思想。
1851年，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1852年9月，罗孝全得知太平天国的领袖曾是他的学生，于是写了文章，刊登在1853年2月出版的《中国传教收成杂志》中。他盛赞洪秀全遵循基督教义，放弃偶像崇拜，并认为洪秀全需要很多传教士和更多圣经及宗教作品，以供应他的大军。
1853年3月，洪秀全在南京定都，派人邀请罗孝全访问天京。罗孝全在5月接到邀请后，立即计划从广州北上。他抵达上海后，因受清军拦截，未能进入天京。
1860年，罗孝全再次从广州出发，试图前往天京。是年夏天到达苏州后，见到忠王李秀成。李秀成答应批准罗孝全前往天京，并负责派人护送。
1860年10月13日，罗孝全终于到达天京。他在天京一共逗留了15个月。洪秀全对罗孝全的到来表示欢迎，厚赐礼物，赐封为义爵，襄佐干王洪仁处理外事，并住在干王府中。一个多月后，罗孝全于12月4日写信给美国南浸礼会差会部说：“现在，兄弟们，请到这里来帮助我们吧！请来，这是迫切紧要的事。来吧，传教士们，来吧，读圣书的人，来吧，教师们！谁愿意的，都请来吧！”
但是，罗孝全来天京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与天王洪秀全的要求大相径庭。1862年1月20日，这位天王的“宗教师”，就突然不辞而别，上了停靠在长江边上的英国军舰，回上海去了。
罗孝全到上海后，一反原来同情、赞扬太平天国的态度，在《北华捷报》连续发表文章，攻击太平天国。
1862年3月，罗孝全从上海回到广州。4月3日，他又在广州发表文章，再次攻击太平天国运动。1866年，罗孝全因年老回到美国，1871年因病去世
李提摩太与戊戌变法
1845年，李提摩太受英国浸道会派遣踏上中国土地，才25岁。那时是新教在华事业的初创时期，所有的传教士都在为如何迅速而有效地传播基督教而积极寻求道路。李提摩太认为必须从中国的上层做起才能迅速地改变教会在中国社会的孤独处境，而中国社会的骨干力量是知识分子，因此首先应改变知识分子的观念。
1891年，他接替著名传教士韦廉臣任同文书会督办，这个机构是1884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在上海创立的。它由各种在华外国势力组成，出版各类介绍西方政治社会经济等图书和图片，希望书籍能够争取中国社会士大夫阶层倾向西方文化。
李提摩太上任不久即改同文书会为广学会。他坚决主张广学会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
此时，中国洋务运动走向末路，中国知识界要求变法维新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李提摩太在北京城里广泛活动，频频来往于翁同龢、康有为等变法人士间。他在1896年出版的《新政策》一书，是专门鼓吹变法的书。那一阵子，广学会的书都很畅销，先前教士们在大街上送人都难，现在却都抢购一空。据说1894年时广学会靠售书得银仅2000元，到1898年变法的当年售书得银18000元，涨了9倍之多。至19世纪末广学会出书达246种，新印重印书73万册。李提摩太那时非常惹人注目，许多维新人士都与他有来往，梁启超还曾为李提摩太做过一段私人秘书。私下里，李提摩太总以维新人士的先生自居。
1898年，戊戌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光绪皇帝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这是李提摩太一个真正的机会，然而转瞬间机会又消失了。
变法失败，广学会和李提摩太的高潮就过去了。
后来李提摩太还有一件事让历史记住。那就是他在1907年经手筹办的山西大学堂。办新式学校是李提摩太多年的愿望之一。这所大学是利用“庚子赔款”设立的最早的学校之一。分中、西两斋，似乎表明教会在努力向“本色化”过渡，即让基督教带上中国的色彩。李提摩太因首倡有功，而担任了西斋监督，一直到1911年才卸任。
李提摩太渐渐失去活力，1916年他辞去了广学会的领导职务。
1919年，李提摩太死于英国。康德黎与孙中山
康德黎是一位英国医生，他生于1851年。
1887年，中国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何启，在香港建起一座西医医院，随后在院内办了一所医校———香港西医书院。康德黎到该校当第二任教务长时，作为该校首批学生的孙中山已经就读多时。在为数不多的学生中，康氏很快就熟悉了孙文（孙中山原名孙文）其名，因为他的学习成绩总在第一。
孙中山不久即成为康德黎的得意门生，当康氏在中国的麻风病地区调查访问时，孙中山与他同行，并担任翻译。康德黎在此次调查访问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研究，得到了较高的褒奖，从此师生关系颇为融洽。
1892年，孙中山从康德黎手中接过了香港西医书院颁发的第一名毕业执照和被授予的硕士学位。
然而，孙中山的志趣并不在于行医，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反清团体兴中会，后回国谋事起义，遭清廷缉拿，被迫亡命海外。而清廷随即指令其驻外使馆伺机逮捕孙中山。
在此期间，康德黎始终保持着同孙氏的联系。1896年春夏之交，康德黎于返回英国时在檀香山短暂逗留。他在此与孙中山不期而遇，再次劝孙继续其医学深造，说是孙若能于秋季前到英国，正好赶上开学，孙氏当即答应将赴英拜访康氏及康氏的前任孟生。
这一年9月底，孙中山到达伦敦。从孙氏下榻的葛兰旅馆，到康德黎的寓所，要经过中国驻英国公使馆。因此孙氏的行动立即为使馆掌握。10月11日上午，中国驻英使馆人员邓廷铿，按预谋将孙中山诱入使馆，随即将其监禁。囚禁中的孙中山被告知，他将被押回国内处死。孙氏终于说动了使馆女工贺维、清洁工柯尔，把他遭监禁的消息传递给他的老师康德黎。
康德黎得到消息后，立即想到了在中国公使馆当参赞的英国人马格里，但接连两天都未找到，因为马格里是这次诱捕的主要策划者，正忙着如何将囚禁着的孙中山送回中国。
康德黎感到事态严重，他马上找到自己的前任，也是孙中山老师的孟生，共同商量营救孙氏。他们认为中国公使馆在英国所做的类似“绑架”的行径，是违反英国的法律，也是违反外交特权的。
于是，康德黎先是到苏格兰场警署报案，但警署认为证据不足，难于插手。他又找到英国外交部，可此时有关负责人均不在，也只能备个案。康德黎、孟生十分焦急。他们直接去找中国公使馆要人，但是接待他的邓廷铿矢口否认囚禁孙中山一事。康、孟随即决定，将诱捕之事公布于众，可在英国颇有影响的《泰晤士报》亦认为，仅仅凭据他们所说的内容做文章，似乎不够谨慎。时间在延续，为了防止中国公使馆在这时将孙中山偷送回国，康德黎雇了私人侦探，对使馆进行监视。
恰在此时，非官方的《地球报》风闻此事，立即找到康德黎。康德黎有关孙中山遭诱捕的谈话，被该报社作为特辑，大加渲染。其他各报在此之后，亦争相报道并加以评议。孙中山遭诱捕一事，一下子在伦敦成为耸动视听的重大案件。英国政府不得不对此事加以干预。
10月23日下午16时30分，孙中山重新获得了人身自由。康德黎作为主要营救者，前来确认被释放者的身份。孙中山看到多日为自己的自由四处奔波的老师的身影，心中万分感激。
辛亥革命期间，康德黎与人合作撰写过《孙中山与中国之觉悟》一书。1926年，康德黎在英国逝世，终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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