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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他把学术写成侦探小说
 
曼瑟·奥尔森
1998年2月19日,曼瑟·奥尔森在办公室门外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66岁。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在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经济学家》杂志在其讣告中这样写道:“如果奥尔森没有去世,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可能会让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奥尔森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他的几本代表作反复出版,赢得了一代代学者的赞扬,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了奥尔森的《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以纪念他去世30周年。
他对冯玉祥颇有研究
奥尔森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54年获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读博士期间,他曾在美国空军服役了2年,毕业后,他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1967年,奥尔森在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供职,1968年辞职,到马里兰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去世。
据曾受奥尔森指导的中国学者张宇燕回忆:“我和奥尔森教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马里兰大学校园内的教师餐厅。他约我共进午餐,边吃边聊。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是他提到了中国近代将领冯玉祥。关于冯先生的戎马生涯,他居然比我了解得还多,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原来他前不久才读了冯玉祥的传记。”
他一生只提出了三个问题
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而独树一帜。
公共选择指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怎样提供和分配公共物品以及设立相应匹配规则的行为与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则期望研究并把研究结果影响人们的公共选择过程,从而实现其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选择问题,公共选择就是指人们通过科学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说,公共选择在本质上,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过程。
管清友先生曾如此概括奥尔森的理论:“概言之,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
先有权力,后有繁荣
为了解答这三个问题,奥尔森通过自己的著作来展开思辨。
在《国家的兴衰》中,奥尔森提出:一个社会政治稳定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发展起造成更低经济效率的强大特殊利益集团。奥尔森一生致力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兴盛发达,有的国家不断衰落?他从分利集团多少、分利集团涉及范围的广泛程度等方面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同时,他对国家衰落的原因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解释,即大量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奥尔森认为大量分利集团的存在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衰落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不存在大量分利集团却似乎不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繁荣的充分条件,充其量它只能是一个必要条件。
在《权利与繁荣中》,奥尔森提出:政府在市场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私人契约与个人财产权利的可靠保护,取决于政府要足够强大以保证这些权利的实施,同时政府又要受到足够的限制以避免这些权利受到侵蚀。他在本书中提出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概念是分析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并且为金融危机后的亚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演变和经济政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
权力与繁荣,或更具体地说,权力先于繁荣,或强制性规则先于自愿交换,或政府决定成长(因为没有政府,个人权利便无从谈起),这是贯穿奥尔森政治经济学始终的逻辑脉络。
他的书像侦探小说一样好看
很多人批评奥尔森的理论太简化、直接,然而,这正是奥尔森的独到之处。
奥尔森的写作风格与侦探小说十分类似。侦探小说通常以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制造悬念,接着引入几个具有作案动机的可疑分子,而且其中一个看起来最不可能作案。但是,在那些可疑分子被逐个排除后,读者终于看到,作案的正是可能性最小的那一个。
其实《国家的兴衰》也有类似的结构。奥尔森首先提出这样问题:为什么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残的德国和日本在战后能够创造出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为什么像美国、英国这些受战争影响比较小的国家反而经济呆滞?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样大的反差?多数经济学家心目中的“可疑分子”是: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源等。在对这些因素逐个进行讨论并且加以排除后,奥尔森的“主要人物”终于粉墨登场。“他”不是别人,正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主人公”——搭便车者。
奥尔森指出,因为搭便车行为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随着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太高。
他遗憾地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奥尔森在经济学领域知名度极高,却遗憾地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方面,他去世时尚属年轻,另一方面,他的理论有“不讨巧”之处。
张宇燕先生曾指出:“他的理论可以简化为一句话:市场繁荣来自于设计合理运用得当的政府权力。在这里,奥尔森的国家理论和布坎南、诺斯等人的见解有着天壤之别。布坎南的出发点是契约主义,他是从个人间的自由契约中推导出国家的。诺斯也是从个人对产权保护的需求中引申出政府的。而奥尔森的出发点是统治者的利益,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尽管奥尔森毕生都在为重建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地位而奋斗,尽管他不屑于谈论把经济看成是外生变量的政治或抛开政治的市场理论,但我在阅读他的著作时总有一种感觉:他未明确说出的潜台词是‘政治决定经济’。这也难怪奥尔森在政治学领域赢得的荣誉与他在经济学赢得的声望难分伯仲,还有人因此指责他未能守经济学家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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